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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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
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
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
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
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
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
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
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
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
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
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
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
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
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
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
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
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
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
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
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
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
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
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
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
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
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
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
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
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 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
"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
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
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
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7.4.8
洒扫封尘 启迪来者
——读《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
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
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
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末,陈寅恪
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的研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十几年中,似乎是一个禁
区.近些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和重印,受到学术和读书界的注意.这不
能不说是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学术界健康发展和开放精神的反映.
1988年下半年,中山大学曾举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陈寅恪学术讨论会.
使人高兴的是,继这次会议之后,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
陆和港台约30多位专家撰文,编辑了一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
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六篇,记述陈
寅恪的事迹,研讨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27篇,大致是就陈寅恪
生平曾经涉及过的领域,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几方面,进行专
题探讨.这种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一种值得
提倡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位学者的治学轮廓,更为重要的,
是可以使后学者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在前人已经修建的道路上再往前延伸,
让后来者有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大师的成就都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要铺设我
们将要行经的那一段路程.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死于1969年的"文革"浩劫中,终年
80岁.这80年,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他的祖,父两代曾是他们那一
时代的改革家,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的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
革职的处分.父亲散原老人,在后半生以诗文自娱,有盛名于东南,但最终
仍逃不脱时代的劫难,——在他晚年移居旧都北平不久,芦沟桥炮声起,日
本侵略军进城,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比较起来,陈寅
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太过问政治.即使处于中国人民在
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激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
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有
良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是会真正漠视政治的.我们从陈寅恪留存的旧体诗
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
重压.不过对于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长期留学欧美诸国,直
接受到过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相当高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
压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冷静的,从容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
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学术心态,贯串在他的
几乎所有著作中.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陈寅恪,除了研究他所论述过的一
个个专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稍稍超脱一点,对他的这种学术心态(包
括其长处和弱点),作一些整体性的探索.
闻一多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这种热烈而深沉的故国乔木之思正是那一时代不少诗人,学者,以各种
不同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报效祖国的根本动力.陈寅恪又何尝没有这种爱
国的赤子之忧,不过他走着适合自己方式的道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
从不同的途径,探讨我们固有文化在自己时代的使命——这将使我们更为清
晰地认识陈寅恪,也将更为清晰地使后来者认识和选择新时代文化的正确道
路和走向.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得到
一定的启示.
陈寅恪史事新证
近日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很受
启发.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搜集了不少档案材料,及有
关人物的书信,日记,谈话,回忆,好些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对研究陈寅
恪晚期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思想,极有参考价值.
我过去也写过几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文章,自谓对他前期的几部著作和
有关隋唐史的文章多少有所把握,对他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再生缘》与《柳
如是别传》,虽心向往之,有所研索,但总想多了解一些这位大学者当时的
人生思考和学术心态,而又苦于材料不多,且公之于世的又大多一般,因此
总是未敢贸然着笔.读了《最后二十年》,不敢说都解决了问题,但确比过
去了解得具体了.对陆键东同志的辛勤搜求之功,是应该表示谢意的.
我从1958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最后二十年》有几处提及中华书局,
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书中提到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曾去陈府访问,说郭的
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又说同年5月上旬中华书局
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
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页320引1961年《陈寅恪近况》,说
"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云云.
从这一叙述中,似乎金灿然去访晤陈寅恪,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或可
能是郭回到北京后曾对金灿然有所建议.但我从中华书局的档案材料中获
知,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已在准备编印陈的文集.我在1995年初曾写过《齐
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一文,刊于国家古籍小组办公室编的《古籍整理
出版情况简报》同年第3期.该文曾述及齐燕铭对出版陈寅恪著作的态度,
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今因《最后二十年》读后,补充一些材料于下,以
供参阅.
1960年8月22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
考.(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
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
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
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
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
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1960年8
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
告知的.
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
教部门考虑."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
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12月12日给杨荣国
的信:
荣国同志: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 最近我曾口头
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
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
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 在香港出
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
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
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
已知此事.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
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
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
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21日复信:
金灿然同志:两函均奉悉.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
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
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金灿然在接到杨
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
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
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
道:"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
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
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
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1961年1月6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
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
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请考虑
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
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3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
(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
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
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
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
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
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
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
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
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
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
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年3月中华
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
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
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
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
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年3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
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
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
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1961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
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1961年1月10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
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
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
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
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
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
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
佳话.
普及的层次
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
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
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
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
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
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
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
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
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
生退稿的.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
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
淡,无所获.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时隔三十
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
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阅
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
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
所获呢 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
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
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年轻时看《红楼
梦》,与40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
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
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
的."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
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
奴隶主意识.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
《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
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片言只语,往往能使
人咀嚼再三.如说曹植"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说五言诗到了
阮籍手里,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又说陶渊明"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
描写在诗里",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他可以说是
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但谢灵运不像陶渊明,陶诗中也讲哲理,这
些哲理"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
而谢则"像硬装进去似的".同样说理,杜甫又有不同,杜甫"常在诗里发
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进
出来的,所以还是诗".至黄庭坚,虽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由于刻意求新,
"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字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这些评论,既见出
朱先生作为有高度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的工力,也包含有他作为诗人的精致
的审美体验.
可是《经典常谈》写作时是作为普及读物而写的.我作为50年代前期的
大学生看了觉得不够味儿,料想现今的大学生也不会对它有特别的爱好.由
此我想到古典文学的普及应有不同的层次.《经典常谈》可以说是普及读物,
但这是专门研究基础上向具有中高级的人作的普及,不是一般的鉴赏或赏
析.它是在严格的知识传授的意义上,对古典作出系统的评析,这可以说是
普及的中间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中间环节,再作浅近一些的普及.我总感
到,目前古典文学的鉴赏,赏析作品,数量很多,五花八门,但一是讲得太
腻,二是有不少知识性的纰漏.这方面的读物存在着提高科学性的问题,就
需要有如《经典常谈》一样较高一层的普及著作,也就是普及与专题研究相
结合的作品.在普及读物的写作上也应提倡多层次,不要简单化,一体化.
感召
前些日子听说《叶圣陶文集》已经出版了,想来卷帙一定繁富,可惜无
缘拜读.近来因偶然的机会,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获睹几
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感召,久久不能平
静.特记于此,谨以自勉.
从1958年起,中华书局即致力于《永乐大典》散佚本的辑集,至1959
年,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720卷.为供学术界研究,观摩,中华书局
于该年9月选印其中一册,全照原书大小式样,影印仿制出版.这一仿制本
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由编辑部一位同志起草,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
同志即特地将这篇出版说明送请叶圣陶先生修改.
这篇出版说明篇幅不长,大约只有一千二百来字,由720字一张的稿纸
誊写,共32行.使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的笔迹.叶老修改,
每一个虚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譬如文中说《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
书七,八千种".叶老把"七"字下的顿号删去,并在旁边批注:"此顿号
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一句"未毁者几全被劫走",叶老改为"未毁的几乎
全被劫走".原稿"劫"字写成"刼",叶老特地勾出来,用毛笔正楷写成
"劫".最后一段原槁说:"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
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
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
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
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
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
叶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
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
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
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1959年至1960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
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
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
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
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
"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
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
信,以为我谦虚.您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
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乎 至希亮
詧."
我想,读了这几行信中语,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叶老的人品,真如光风
霁月,能使人胸中连一点灰渣尘屑也可以去除得干干净净.叶老说他于古籍,
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作序,我
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也是真正学者的一种自爱.现在,社会上有些人,
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
指气使地训斥别人,对照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启 示
——读顾颉刚一封论《尚书》今译的信
前些日子我在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看到顾颉刚先生一封亲笔长信,读
后很受启发.我曾翻阅过顾潮同志为其父所作的年谱(《顾颉刚年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书中未曾提及此信.因此我想把信的主要内容
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或许对目前的某些学风会有一定针砭的作用.
此信是写给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时间是1959年6月25日.
顺便提一下,反右以后,1958,1959年,政治运动还是连续不断,这也波及
到当时年已届六十六七岁的顾老先生.从《年谱》可以看出,这两年顾先生
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极忙.1958年他已受命点校《史记》,2月份又有几天出
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当时齐燕铭为组长).从2月起,
一直到年底,就连续参加政治运动,如2月到8月,"参加民进整风,作交
心资料及检讨书十万言".按十万言,可以说是一本专著了,不知尚存否,
这倒是一份有价值的当代文化史材料.据《年谱》,3至4月,又"参加历
史所整风,写大字报及检讨书".11月至12月,又出席民进中央会议,写
发言稿《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而12月,历史所又展开对资产阶级史学
的批判,顾又被作为重点.不过好在于1959年初,他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
约,整理《尚书》,稍能回到书斋中来.但运动还是不断,3月,当选为全
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在四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他作了《我在两年中的思想
转变》发言,据说在这次发言中,他谈了这些年来"以运动太多,不能从事
业务,此知识分子同有之苦闷,而予暴露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但
过了半年,11月,又不得不"参加历史所反右倾主义运动".
我之所以罗列上述材料,是想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想搞一点学问,就环
境来说,是何等的不易,这在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了解
我所要介绍的这封信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上面说过,顾颉刚先生就历史所,中华书局之约,正式开始整理《尚书》,
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但不管怎样,
顾先生对此是欣然接受的.所以他的信在开头时就说:"翻译《尚书》为现
代语,这是五四运动后我所发的大愿,40年来没有一天忘掉,只是为了生活
的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解放初,我在上海诚明文学院担任'尚书研究'
课,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翻了几篇;那时书籍分散,仅就手头所有凑集成文,
不自满意,故未发表.许多朋友们知道我这件事,都劝我把这事做完,因为
如不译为今语,一般人对这部书就不能读;可是学校功课一停,我又忙于别
事,不能做了.现在这件事已定为我在科学院的工作,我欣幸这个愿望会逐
渐接近实现."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到,顾颉刚接受这一"任
务",是何等欣喜,这倒不是藉此可以逃避政治,而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
对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
正因为如此,他慎重提出:"但这是一件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工作".这
封信的主要内容,即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他认为,要译成今语,必需先认定《尚书》本身的文字.这本是
古籍整理中极易理解的常识性问题,但目下的一些今译者,对此却往往漠然
视之,他们可以随手拿来一个本子,不管正误如何,就可立即翻译.顾颉刚
先生则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必须先决定了是不是这个字然后可以决定该
不该这样解."他说,《尚书》中有错简,有缺文,有衍文,有误文,又有
注文混入本文的.在汉朝,又有今文和古文的问题.随后他举例说:"例如
《盘庚》里的'心腹肾肠',似乎很讲得通,但这是后出的古文本,在较早
的今文本里是作'优贤扬'的,意义太不同了,究竟应用哪个本子,应当怎
样去解释它呢 "
我想,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其意义已超出于《尚书》整理的本身,而
是涉及学术的严肃性与规范性的问题.正如顾先生接着提出的:"我们如不
仔细校勘一番,岂不是放弃了前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岂不是会被世界各国的
汉学家所嗤笑 "因此他认为:这一基础工夫是省不得的.
在确定了文字以后,接着就是正确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信中的第二点就
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离开现在已有2000
年到3000多年的时间,'语法'或'成语'早已变了样子,所以其中诘屈聱
牙的殷盘,周诰在西汉时已读不懂,这只消看司马迁的《史记》,对于这些
文字只能作一些空泛的叙述,或竟避而不书,书而多误,不能用汉代的语言
文字译出,就可明白."顾颉刚先生行文有一个特点,他往往能把深奥的学
术问题用浅近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古史辩》文章是如此,后来连续
在《文史》刊物上发表的《尚书》译解是如此,这里的几句话也是如此,确
实表现了一位学术大师的本色与风度.
对《尚书》文字的理解,自汉儒起,就各有各的说法,有些是言之有据
的,有些则以意为之,今天就需细心辨析.要辨析,就要看书.关于这一点,
信中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这项工作为有这样大的困难,所以最好先有一
个充分的读书时间,把大量的书读了,再来作翻译.但我知道,我的工作时
间不可能太长,所以只得'重点'地读书.依据现在的计划,该重点读的书
约有50余种."在此信后即附有这50余种书目,从孔安国,孔颖达起,历
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学者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郭沫若的《金文丛考》,
《青铜器时代》,于省吾的《尚书新证》等.我想,光是把这些书浏览一遍,
就已很了不起了,这要花多少时间.在商品大潮中,从某些人看来,这样做
岂非傻瓜.应当说,开出这50余种书单,是表现了一个真正做学问者的气度
和责任感的.
信的第三点,着重提出,《尚书》的翻译,不能仅凭一己主观的理解.
信中说:"从前我翻译《盘庚》,《金滕》的时候只32岁,年轻胆大,凭着
一股勇气,几天之内就译出来了.现在呢 年纪大了已不止一倍,读书越多,
胆子越小.而且这是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自有其当代的学术水平,也有其国
际的汉学水平,不容许我轻率从事,否则就对不起党和人民政府以及一般读
者对我的期望.所以我计划,每译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发给各专家评定,
这是《尚书今译》的群众路线,非走不可."信后附了一个名单,有历史学
家(郭沫若,范文澜,尹达,侯外庐等),有文字学家(唐兰,容庚,于省
吾等),有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陈乃乾,顾廷龙等),有地理学家(谭
其骧,史念海等),有语言学家(王力,魏建功,高名凯等),有自然科技
史家(钱宝琮等),共四十余人.《尚书》今译走群众路线,这确也是新鲜
事.
信的第四点,说自己年龄已是67岁,健康又不太佳,因此提出请中华书
局提供一至两名助手,帮他搜集材料.这也是情理中事.
信的最后说:"总之,整理《尚书》不是一件可以急见功效的事:必须
集中了版本校勘之后方始可以写出一个定本;必须把各时代的解释细细研究
之后方始可以有所取舍,确定经文的意义;经文有了确定的意义之后方始可
以着手标点和翻译.又《尚书》是哪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成书之后又在封
建社会里起过怎么样的作用,我们该把这些情况列举出来,为中国历史增加
些资料;《尚书》是怎样编写的,各篇的文字和它们的出现有些什么问题,
它的事件先后和写作先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矛盾,我们也该细细地批判,为古
籍校订学增加些资料."这一段话不啻是研治《尚书》的入门之学,确实为
顾先生数十年间的治学经验之谈.
我已把信抄录了很多,但我还想抄录一段,这段话就不止是治学了,而
更见出一位真正对学问,对事业负责的读书人的人品:"我自知,自己功力
不够,工作上存在许多缺点,好在有几十位专家在,只要我诚心诚意去请教,
未必不能讨论出一点道理来.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将来各种重要
古籍都得译为今语,我这个工作虽然做得慢一点,对于你局的整理古籍工作
也许可以奠定一部分的基础;而我个人到了晚年,能在科学院的领导和你局
的协助之下作出一点贡献,更是莫大的光荣了."
我想,这就是一位文化工作者的良知.文化学术上的成就,不必靠广告
效应,不必求吹捧评奖,它自能在历史上显示出其价值和力量.
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
献,他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这些贡献和成就在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在古典
文学界,并未有真正的认识,因而也未能被充分的理解,而所以如此,是因
为缺乏研究.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需要提高,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向前辈学
者学习.这就是说,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特别
是对一些有突出成就,能体现一代学术发展的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
作细致的,虚心的研究.这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要取得当代意识的一项必不
可少的工作.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
注》,《七缀集》这样壁立千仞的著作,我们如果不对它们进行研究,而还
不断地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已知的认识,怎么有真正的研究可言呢 钱先生
在治学上对我们后辈的启示,就是树立一个高标准,使我们懂得,这才是真
正的做学问,这样的治学才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这才使一切有志者不致浅
尝辄止,而奋进不已.我想,真正静下心来读钱先生的著作,都会有这样的
一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或比我们晚一些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获
有多有少,笔法有新有旧,但似乎总有一种程式,不管搞一个作家论或作品
研究,或一个时代,一个命题的探讨,总摆脱不开一种固定的格局.而钱先
生却不然,在他那里,似乎已纵逸于一切程式或格局之外.钱先生没有特地
写什么作家评论,或什么某某研究,某某诗评,他似乎在行文中偶一涉及,
但就是这些看来不经意的寥寥数语,却正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髓所在.这
种能超然于程式,格局的学术研究,古人往往用化境加以形容,正是我们要
着力研究之点.这可能会突破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的较为单
一的缺陷,使研究者视野能有所开阔,从而活跃研究的空气,丰富研究的内
容.
但钱先生的这种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学养之必然,学养不到这一步,
勉强模仿,就会显得做作.钱先生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
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
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明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
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
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
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38回.
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有些人的诗文笔记,特别是明清人的
一些作品,似乎除了钱先生引述过以外,过去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经钱先生
一加引述,使这些本来似乎无甚意义的作品获得新的价值,也使读者在认识
和鉴赏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让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会有如此丰富的
宝藏.
对于古典文学界来说,研究钱先生的著作应该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目
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做,他们正在取得成绩,但这种研究格局的数量和规模
还远远不够,与钱先生的贡献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太不相称.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
伸,就必须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
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钟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
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
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
承程千帆先生的好意,寄赠给我一部由他整理编录,而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汪辟疆文集》.汪辟疆先生,作为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专
家,恐怕现在中年以下的学者知道的是极少的了.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50
年代时由他校录的《唐人小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感到这是鲁
迅先生《唐宋传奇集》以外研读唐代传奇的最切实用的入门书.书中于每篇
作品之后所作的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和后世演变等等,对于初学
者不啻开启进入唐人艺术世界的大门.现在读到这部近70万字的文集,真有
如过屠门而大嚼,虽当酷暑,也像五柳先生所自赏的那样,"孟夏草木长,
时还读我书"起来.
汪先生名国恒,字辟疆,又字竺云,号方湖,1887年出生于江西彭泽.
1909年入当时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毕业.他长期执教于过去的中央大学及
后来改名的南京大学.1966年3月去世,时值"文革"前夕,但终究没有逃
脱劫难.——他自清末至一九五四年数十年间从未间断的百册以上的日记全
部被掠,残存的仅三册,一册是一位教授在南京夫子庙的冷摊上买回,另外
两册是掠夺者于匆忙中遗落.见到《文集》前面影印的两张日记残叶,望着
那正楷书写,一笔不苟的隽洁书迹,真令人痛惜.
通读文集全书,深感这位学者治学门庭的宏阔.他研究版本目录,又对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颇下一番功夫,写出几篇结实的考订文章;又研究汉
魏古诗和唐人近体诗,他的几篇谈李商隐的文章,至今尚能给人启发,他在
日记中说的"义山人地寒微,但知有知己之感,实无恩牛怨李之成见",寥
寥数语,明达透澈.不过我认为,文集中最好的还是论近代诗派的几篇,特
别是《近代诗派与地域》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60年代时我在《中华文
史论丛》上读到他的《论高密诗派》,觉得以这样的冷题目作如此细文章,
真是高手,现在读到这两篇,益觉其大手笔.汪先生对清诗有通盘的考察,
他独具只眼,认为清诗"以近代为极盛",而这又与"世方多难"有关.他
特别深究于光宣五十年间的诗人与诗派,所举上百个诗家,列述其事迹与风
格特点,真如数家珍.由于家世和交游的关系,汪先生与诗坛前辈及并世名
家多有往还酬唱,因此不但他的记述确实可信,他的评论也充满韵味.光宣
的诗坛是直接"五四"的,但我们研究"五四"诗歌,往往忽略其前承,似
乎那时是石破天惊,忽然产生出白话诗来似的.汪先生这几篇文章,真可为
当今研究者所取资.现在对这一阶段的诗歌能如此熟悉,而又具通识的,以
笔者所见,也只有钱钟书先生和钱仲联先生两位了.
文集中所记近代诗派,不仅于文学研究者有益,且对研究近代社会与思
想,都提供了不少真切生动的材料.如那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张之洞,《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记道:"文襄(张之洞谥)奖新学,而喜
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作,顿足骂道:'汝何用日本名词耶 '某曰:'"名
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把这位"洋务"人物的面貌讽刺得入
木三分.
程千帆先生是汪辟疆先生的学生,他在编录文集时也已届70余高龄,但
在后记中仍口口声声称老师如何如何.前辈风范,令人钦仰.中国近代学人,
博洽者有之,专精者有之,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的著作多有散佚.学术
界和出版界真应该组织人力,逐步地将这些著作整理,编印出来.对于学术
遗产,似也不应厚古而薄今.不少中国近代学者,在风雨飘摇,世路坎坷中,
默默地著书作文,这些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积累的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想起一则"附记"
前些天看《光明日报》5月2日的《史学》副刊,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不意发现吕叔湘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吕先生
是语言学家,却在历史学的副刊上发表有关史籍介绍的书评,不免引起我的
兴趣,就不管这一版面上题目看来重要得多的几篇宏文,专心读了这一豆腐
干式的短文.
说是豆腐干式,确也不错,我曾大致数了一下,全文只不过720字光景,
加上标题的位置,也不过800多一些.写得极朴素.不过700来字的文章,
讲出了全书的主要优点,举出了读者看得明白也看了信服的例证,而行文又
清晰,自然,真是一篇难得读到的书评.
吕叔湘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权威,他的几本论汉语语
法的专著,我在大学时是作为教材研读的,工作以后因为忙,读他的专门论
文少了,但仍不时读到他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英国文学的小品,
感到非常有味道.却没有想到,他能放下大学者的架子,破门而出,写史学
方面的小文章,而又写得那么普普通通,似乎很不起眼,却又是那么富有见
地.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吕叔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新整理
出版的某些古籍中标点上的错误,题目叫《整理古籍的第一关》.这篇文章
引起了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反应很好.文中引了唐人李济翁
《资暇集》中一句话:"学识如何观点书."吕先生把"点书"是作为句读
或标点来理解的.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中年教师吕友仁,是70年代末
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的,与我相熟,他写了一篇小文章给我,提出与吕
先生意见不同的理解,认为李济翁的所谓点书,系指音训而言,其含义是在
一个字的某个角上用红笔加个点,以表示该字的正确读音,这是一种标音手
段,是当时的习惯作法,而与"句读"无关.
吕友仁同志的文章,意见新奇可喜,论证详细平实.他作为晚辈,不敢
直接寄给吕先生,只叫我看看.我觉得文章写得很好,未征得他的同意,就
告诉吕先生了.吕先生很快从我处要了去,过了不多久,复信告我,说他已
将此文推荐给《中国语文》,并已直接与吕友仁同志联系.1989年第4期的
《中国语文》刊登了吕友仁的文章,文后吕先生还特地写了一则"附记",
其中说:"早些时在傅璇琮同志处看到这篇文稿,很高兴有人指出我引书不
加审核,因而误解文义.当初我确是看见别人文章里引用《资暇集》和《日
知录》,没有去核对原书就引用了.这种粗疏的学风应该得到纠正."
读了这几句,我真是非常感动.吕友仁怎么能同吕叔湘这位大学者相比
呢 但大学者却把这位晚辈的纠误之文主动推荐给语言学的专门刊物上登
载,还特地检讨自己写文章时的疏忽,并把这一疏忽提到学风的高度.至此
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古人所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也真正理解了"盛
德"这一词的含义.
学术理性的启示
我于1958年夏进中华书局,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审读,加工了不少书
稿.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个乐事,从来不相信"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话.
编辑的劳动不纯粹是支出,稿子无论合用不合用,经过阅读,付出了劳力,
同时也增加了知识,长进了学问.
可惜自80年代初以来,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我逐渐脱离了具体的编辑
岗位,进入了所谓的领导层,同时也就失去了安静地阅读,加工书稿的乐趣.
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最后一部书稿,就是启功先生的《启
功丛稿》,时间是在1981年5月.那时我虽已担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
主任,还能抽出时间发一些书稿.这部将近28万字的著作,5月份发,同年
12月印出,加上送启功先生校阅一次,我校读两遍,整个排校,印装过程是
相当紧凑的,按现在的速度算是够快的了.
但是说实在话,当初我虽说对启功先生的这部《丛稿》读过不止三四遍,
但限于自己的学识,体会还是不深.过了10年,正如白居易所说,年岁渐长,
阅事渐多,近日重读这部著作,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享受到一种
在学识追求上得到极大满足的愉悦.
启功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书法家,这大家都知道,但对于他的书法的
体味,研究,却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而对于他的著作,如他关于古代书画
碑刻的考证,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语言的论述,却更非一般匆匆浏览就能
指说一二.启功先生作为著名书法家,文学史家,文物鉴定家,他的涉及中
国文化几个重要方面的卓越成就,督促我们不能只限于赞叹,仰慕,而要进
行踏实的钻研,探求.
在古代文学方面,近些年来,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发掘,来研究作家作
品与某些文学现象,已引起重视,文学与历史,艺术等交叉研究,即所谓比
较文学,也成为热门.但恐怕很少人会想到,启功先生在30年前,即已郑重
提出,并作出极为扎实的范例.他的《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写于1961
年,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啻为空谷足音.我觉得,年轻的研究者倘有志
涉足于古代文学这一领域,这篇文章是不可不读的.启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
明确提出:"碑帖中的材料,门类不一,例如除可供研究文字学和书法艺术
的资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古代历史,文学史和工艺美术等等方面的资料."
接着文章具体论证了古代碑刻资料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即1.作品的校勘,2.
集外作品的补编,3.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4.创作技巧的研究.启功先生
所举的实例,上起晋代的《左棻墓志》,王羲之的《兰亭序》,下至明代董
其昌的《剑合斋帖》,例子之繁富,考辨之精当,是我所读过的同类文章中
所少见的,极富启发,现姑举一例.文中说:"其他像《忆旧游寄谯郡元参
军》诗,有黄庭坚的草书写本,异同也不少.……这《忆旧游》一诗,校注
《李集》的人却还没有利用过."事实确实如此.如李白诗中有"君家严君
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
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这里"北
凉"二字,黄庭坚草书写作"北京",应当说是正确的,因为这几句写北上
太行,到太原游览,又说这位元参军之父这时正好作尹并州.唐时太原称北
京.这点为李白集作注的清人王琦已注意到,他说北凉即张掖郡,在西北,
而此诗"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晋词,中间忽言北凉不合,当是北京讹
耳".可惜他没有看到黄山谷的写本,只能疑其误.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
卷二十九跋文,因看到山谷写本,即指出"行来北京岁月深,集本作凉,非".
启功先生作此文时,校订李白集者,还没有利用前人已有的资料.限于篇幅,
我在这里,只能就平日读书所得,举此一例,但于此已可表明,启功先生在
文中所举的不少例子,可供我们进一步研讨发挥的正复不少.古典文学在与
出土文献,考古发掘作互相结合,比较的研究,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它可以
使我们的理论探讨更有一个坚实的事实依据.这一点,在近年来秦汉史研究
因山东,湖南,湖北,甘肃等地陆续发掘的帛书,简牍而呈现十分活跃的状
态,可以得到证明.
启功先生在利用碑刻材料时,能以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广泛引用书面文
献,使他的结论建立在众多信实的材料基础上.如《坚净居艺谈》中的《颜
书竹山联句》,引近人岑仲勉《贞石证史》,又引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指出岑氏之说尚可商榷.《李后主临江仙词》,二三千字的短文,引用了宋
人《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耆旧续闻》,《墨庄漫录》,《宣
和书谱》,明人的《剑合斋帖》,《淳熙续帖》,以及近人唐圭璋,王仲闻
两家的李煜词校注本.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一文.此文
初稿作于1954年,1980年为编集《丛稿》,作了重订.这是《丛稿》中一
篇重头文章.文章从梳理材料着手,逐层驳斥了董其昌所说的,唐宋以来,
画家也如禅宗那样分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为祖,南宗以王
维为祖.经过令人信服的论证,启功先生明确指出:"我们在明末以前,直
溯到唐代的各项史料中,绝对没有见过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更
没见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应当说,对董其昌的所谓画分南
北宗之说,近代学者虽也有人提出疑问,但从来没有人像启功先生那样作过
如此全面的论证,经过这篇文章的分辩,论析,应当说是有了科学的结论了.
但可惜,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些关于王维的论著,还是依袭旧说,
以王维之所谓南宗画引申来论其诗歌艺术,这样其论据的前提即建立在非事
实的沙滩上.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启功先生无论是作长篇专论,还是短篇题跋,他都
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以朴素简括的文字,说得明明白白,行文如行云流水,
而又间以风趣幽默,使人在得到学术进益的同时,又享受到读书的乐趣.这
是启功先生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这样的学风,正是启功先生光风霁月般的人
品的映照,更值得我们深入的研求.
读冷僻书
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因为职业上的缘故,与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多
有所接触,承蒙他们不弃,常常收到他们的新著.久而久之,读这些所赠的
书,就成为一种癖好.为什么呢 说来也有点意思,我虽然身在出版社,职
业是编书,但近些年来却很少跑书店.就以我工作地点最近的王府井新华书
店而言,这几年来书确实添了不少,一走进店堂,使人目迷五色,我似乎觉
得是到了新潮时装店,找不到适合我穿的中老年服装,往往乘兴而去,废然
而返,后来就渐渐不去了.倒是不时接到的赠书,却如远道而至的故人,不
拘形迹,可以放怀而谈.它们好些是冷僻书,其中不少是我所不懂的,或者
是过去所未曾闻见的.既然是友人相赠,自然得略为披览,却想不到大有所
获.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
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剩下.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以他两大厚本明式家具研究而饮誉中外,去年冬天
却想不到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小册子,名《北京鸽哨》.别看轻这总共只八
十几页,不到五万字的小书,却是"绝活".鸽哨者,即系于鸽子尾巴上的
壶卢,又名哨子.不要以为这只是纤末细小的东西,却是倾注了好几辈民间
匠人心血的精致的手工艺品.这种玩艺儿,我国南北都有制作,但以旧日北
京为最精.北京现在是高楼林立,车如流水,已经很难领略到晴空中群鸽飞
翔时传出的忽远忽近,倏疾倏徐那种清响的情趣了,书中所描述的鸽哨品种,
如胡芦类,联筒类,星排类,星眼类,等等,以及自晚清以来民间艺人的种
种精品,读来使人似乎顿然超越于日常的琐屑,回复到一种悠闲的岁月.世
襄先生在自序中说他从小就好于"秋斗蟋蟀,冬怀鸣虫",而养鸽放飞,更
是常年癖好,"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不觉
自叹,还复自笑也."寥寥数语,不是正显示了这位渊博学者的一颗童心吗
这对于为纷扰的世事感到困乏的许多人来说,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去年的阳历岁暮,我又有幸得到傅熹年先生所赠《藏园群书题记》一厚
册.这是与《北京鸽哨》完全不同风格的纯学术性专著,却同样是冷僻书.
熹年先生为整理其祖父藏园翁的藏书题跋,化了不少工夫.他的"整理题记"
是1981年写成的,书却是1989年下半年才印出.其间种种曲折,不必细说,
总之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最终的全部稿费充购书之用了结;而即使如此,
上海古籍出版社肯定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全书85万字,印了3000册,
出版社至少得赔上万元钱.虽然拖了几年,终于印出,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
大好事.增湘先生数十年间累积的题跋,得此一编,成为完帙,实在方便读
者.我在接到书的当晚,一口气读了有关唐宋人别集,总集的题跋,真如过
屠门而大嚼,抬头不觉已过了午夜.
阳历元旦刚过,又收到两部书,那就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李审言文集》
和中华书局陈抗同志所赠《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这两部书也
称得上是冷而又冷的.
李审言,名详,江苏兴化人,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编印他的文集,确
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即使搞中国古典文学,年龄在50上下的人,知道
李详名字的也已相当的少了,至于40以下的中青年学者,我敢担保,百分之
八九十恐怕是没有听说过这名字的.李详写得一手好骈文,从其乡先辈汪中
(容甫)入手,上追汉魏六朝,其治学则以《文选》为重点,尤精于李善注
的研讨,而骈体与选学,恰恰是"五四"以来所反对,鄙薄的,因而李详的
著作也就长期受到冷落了.我自己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为了查证杜诗的几条
注和汪中《哀盐船文》的几个字义,翻阅过他的零星篇章.这次通览全书,
想不到他除了选学,杜诗以外,还对陶潜,庾信,王安石的诗文,以及《世
说新语》,《文心雕龙》,《颜氏家训》,都下过工夫,其中之详赡精切堪
与我所读过的北方大学者高阆仙先生几部笺注相颉颃.这部文集约90万字,
近1500页,精装两册,印数仅两千,可以想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也是要赔不
少钱的.
所谓古文字,就是自汉字产生以来至小篆的文字,大致包括甲骨文,金
文,陶文,玉石文,简帛文等等.近些年来,这些古老的文字,引起不少人
的兴趣,以致古文字学成为文献学中的一个热点.但这门学科专著多,供初
学者学习的范本少,而这一《商周古文字读本》却以文选,通论,常用词解
释的有机组合,提供读者学习古文字以从感性到理性的完整的知识,使得我
这个门外汉也领受到一种涉足陌生境地所产生的新鲜感与喜悦感.
俗话说,熟能生巧.套用这句话,年终与岁首,读了这四部书,感到冷
能避俗.
会心处不必在远
——读王世襄《说葫芦》
王世襄先生新著《说葫芦》,写就于1992年1月,1993年8月于香港
出版,并由香港中华书局发行.全书精装一厚册,除文字说明外,尚有彩色
图188幅,黑白插图26幅.每件实物都有详实的文字说明.全部中文文字都
有英译.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有关文化艺术与工艺美术专著从内容到装帧形式
都臻于上乘的极为难得的精品.
王世襄先生的书,我读得不多,读过的有《明式家具研究》,《刻竹小
言》,《鸽哨》,《蟋蟀谱集成》以及这部《说葫芦》.读王先生的书,总
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如《世说新语》所记简文入华林园所说的一段话:"会
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确
实如此,凡读过王世襄先生以上这几部书的,都自然会有一种一竹一木,一
虫一鸟"自来亲人"之感.
这是什么道理呢 道理可能不大容易说清楚,但这种感受,这种情思,
我认为是真挚的,而且有一种精神上自我享受的雅致.
就以这本《说葫芦》来说吧.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七章,讲葫芦的各
种装饰方法和实物;下卷五章,讲几种鸣虫如蝈蝈,蛐蛐,油壶鲁等的畜养
和欣赏.我们现在在大都市生活,不要说用葫芦来做成各种装饰物,恐怕连
吃新鲜葫芦也是不太多的了.至于蝈蝈,蛐蛐,油壶鲁,不要说见到它们的
样子,一般人连它们的叫声也不一定能听得到了.每天一早起来,忙于吃早
点,收拾东西,接着是挤车,赶路,下午下班,又忙于买菜,接孩子,哪来
这种闲工夫,挣钱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现代化的生活,固然使我们获得不
少新的知识与享受,但那种忙碌与浮躁,真也不知道丢掉了人间原有的多少
乐趣.读王世襄先生的书,使我们进入返归自然的境界,让人再次享受童年
天真的欢悦.也仿佛使人感悟到陶渊明所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那
种明智的超脱.
我非常欣赏启功先生为此书所写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说王世襄先生的
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就以这本书来说,从古到今,葫芦最大量的还不是作为价廉可口的蔬菜,最
多做成实用舀水的壶,瓢,但我们的祖先,却用勒扎,刀刻,针划,刃押,
火烫等手艺,做成各种盘,碗,瓶,盂,罐,各种乐器,以及鼻烟壶,首饰,
鸣哨等等器物.看了书中一幅幅精美的图片,使人难以想象这些竟是出于过
去颓垣败墙间的葫芦.中华民族璀璨文化充溢于人世间的一木一石,让人由
衷地对祖国历史传统产生一种亲切而厚实的感情.
我不懂葫芦,小时虽也捉过蟋蟀玩,但比起王先生来则实在是算不得一
回事.但我却极为欣赏王世襄先生对每件实物,每一图片所加的说明,这些
说明,都可以单独成篇,远可以与《世说新语》比美,近乃超越于《浮生六
记》.如不信,不妨抄几则以飨读者,也作为本文的结语.如289页记"官
模子扬帆出海图蝈蝈葫芦",云:"大江水阔流急,舳胪相接,双桅张帆,
似将出海远航.江边树木楼阁,堤岸石阶,纤悉可数.唯纹细景繁,须旋转
谛视,始得其全."——按此可见写景之清远.
239页记"紫红大蝈蝈葫芦",云:"三十年代初,虫估吕虎臣设葫芦
摊于东安市场,与星命馆向心处相对.其最高层囊匣成行,此葫芦位居正中,
号称镇摊之宝.几次问鼎,以索价奇昂,无力致之.不意20年后,于挂货铺
复见,付值不过虎臣所索之什一.原装锦匣犹存,而虎臣谢世有年矣."—
—按此寓人事沧桑于恬淡笔墨之间,使人起悠然之思.
又46页记畜虫葫芦所用之模子,有云:"官模子瓦范烧成未用者,往年
亦曾在冷摊觅得.十年浩劫,被当作手榴弹于谩骂声中掷碎,惜哉!"——
此又可见此老之幽默会心处.
读《日本汉诗选评》
我看过的日本汉文著作,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是被称为弘法大师的空
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另一是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前者把中国
古典韵文的格律知识和写作手法介绍给日本学人,却无意中保存了久已在中
土失传的好几种唐代诗学著作,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韵文史料;后
者记述了作者从山东半岛登陆,怎样步行鲁中平原,穿越太行山,进入五台
山佛寺,又怎样从晋北迤逦南行,晋谒唐朝的国都长安,恰好碰到了武宗灭
佛,又被赶走,经东南回国,其写封建大帝国的通都大邑到荒野村落,真切
生动,比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僧人,唐朝时都到过中国,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有
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因为读过这两部
书,早有一个念头,想再读一些彼土文士所写的汉诗,藉以窥见其诗心与文
情.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程千帆,孙望两位先生选评,吴锦等先生
注解的《日本汉诗选评》,大大满足了我久已渴念的夙愿.我觉得,这本书
的编选出版,对于进一步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对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
典诗歌在历史上的域外传播,认识日本古代诗人的汉文化造诣和精致玄微的
审美心理,都是极为有益的.
日本古代写作汉诗,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我国的初唐时期.
在这以后,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不断演进发展,日本的汉诗创作,也如大江
流日夜那样,波浪迭起,面貌日新.据本书注者介绍,"汉诗在日本兴起,
发展,繁荣,到形成独特的'日本汉诗'风格,最后终于式微,大约有一千
三百年之久".本书选了大约200位诗人300多首汉诗,时间从8世纪至20
世纪初,有律诗,绝句,又有古体,乐府,可以说一编在手,佳作尽收于眼
底,开卷披览,真有点象《世说新语》所说,如于秋冬之际行山阴道上,"尤
难为怀".
通阅全书,可以看出日本诗人浸沉于中国诗域之广且深.显而易见,中
国诗人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白居易,好些诗特地标出效白傅体,其次
则是苏东坡.为什么白,苏二公对扶桑的士人(不止士人,还有王公,贵臣,
名媛,僧人)有如此的吸引力 是他们特有的人生态度呢还是一种超脱的艺
术风格 这个课题是很值得中外比较文学者来加以研究的.日本的汉诗写作
者,写出了颇有声韵之美的效法初唐歌行的长篇,也有许多精细工巧的律绝,
他们似乎还饶有兴味地参加中国诗歌评论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唐宋之争.一位
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兼诗人赖襄,有一首《夜读清诗人诗戏赋》,所评及的
清朝诗人,有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施闰章,朱彝尊,王士禛,宋琬,
冯班,蒋士铨,袁枚,真使人骇异其才学之精博.
日本汉诗的成就,给中国的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言不同的两个
国家,竟可以使用同一种文字,相同的诗律,创造出既相同而又相异的诗境
我们东邻的友人有些绝句确有宋人风致,如广濑谦的《春塞》:"梅枝几处
出篱斜,临水掩扉三四家.昨日寒风今日雨,已开花羡未开花."又如"钟
声云外寺,树色雨余村","眉雪老僧时辍帚,落花深处说南朝",也都深
得唐人风韵.但无可讳言,诗人们虽然尽力仿效唐宋诸贤,写出来的总带有
日本气息,与中国的汉诗终究隔了一层.这似乎是只可意会而未可言传,但
我相信研究者的努力定可探究出其中的奥秘.古典文学界应当开拓自己的研
究领域,打破固有的樊篱,把视界展向域外的汉文化区,这将会带来新的收
获和新的见地.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闲堂,蜗臾两位前辈的诗评.程,孙两位先生既是渊
博的学者,又是极有造诣的诗人,这就使得他们的评语简约而隽永,既具理
致,又富情韵,实是古体诗歌评论的别开生面之作.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
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
燕铭同志即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那时的小组成员,大约将近20人,有范文澜,
翦伯赞,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数虽不多,却都是
国内外著名的第一流学者.我从1958年夏天起由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至
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也即古籍小组成员.作
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在齐燕铭同志直接
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金灿然同志就中华书局的总体规划以及某些具体选题,
都经常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也时常写信给灿然同志,或在中华书局
呈送的报告中加以批示.但那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编辑,对这些情况是
不了解的.我只记得1963年,章士钊先生给燕铭同志一份材料,是南京高二
适校录唐人刘宾客文集的书稿,燕铭同志即转给灿然同志,让他找人看看.
当时灿然同志即要我审读此稿,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高校本写了否定的意
见,并代为起草了一封给燕铭同志的信函.那时我对燕铭同志,只知道他在
二三十年代曾从吴承仕(检斋)先生治国学,在北京上大学,似乎还在大学
教过书,仅此而已."文革"当中,有一次,造反派曾把齐燕铭同志扭到中
华书局来批斗,我记得当时他站在批斗台上,回答问题,态度从容,思路清
晰,凡是涉及金灿然同志在执行出版方针中的所谓罪行,他都包揽过去,说
这一切都应由他负责.结果,也斗不出什么名堂,就草草了事,押送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燕铭同志任组长的第一届古籍小组,可以说是抓了三件
大事.第一件是制订文史哲三大类的整理规划,这个规划现在看来似过于庞
大,实际上也确实难于在短期内完成,但因出于对古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之
手,因此制订得非常细致周到,不但开列书名,作者,还列出所用的版本,
有些书所列版本还不止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一规划对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
价值.第二是抓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点校,
《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影印,为古籍整理的科学性起了
示范的作用.第三是在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专门人才.那几年
(即六十年代前半期)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同志,现在很多已成为我
们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队伍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从对一些稿件处理上,可以看出齐燕铭同志尊重历史的公允态度和实事
求是的科学作风.
大约60年代初中华书局拟印行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其中有一段涉
及台湾问题,与《明通鉴》等书中提法有所不同.是照原书印出呢,还是略
为改动几个字,当时曾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特地为此写了一封信专
门谈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很值得介绍,今将全文引录于此:
"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
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
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
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中国可
知.以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各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
排比而观,本无抵牾(荷兰人,日本人皆曾侵占台湾,观各记载,荷日不过
海寇性质,当地居民固仍为土著与中国贫民).《明史》称何楷陈靖海之策,
此策《明史》楷传不载,可觅《明文在》一检."又在中华书局的报告上批
道:"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上面这封信真可称得上是一篇学术笔记,既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观点,又
有札实的文献史料."原文付印,不必改字",表现了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
还有一件是编印王国维集的事.1958年7月,中华书局曾为重印《王静
庵遗书》事向外界征求意见,当时曾提出三种方案,一是照原样整部重印,
不删不补;二是先抽印《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两种,因此两种皆为学
术性论文,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多,但删去此两集中的诗词及几篇寿序,墓志;
三是删去《静庵文集》,《苕华词》,《人间词话》及有关戏曲的八种,从
当时的认识出发,认为"其中论及美术,教育及叔本华哲学的,其观点很不
正确".
齐燕铭同志也收到这一征求意见信,他仔细地阅看了所寄商务版《观堂
遗书》总目,用红笔圈了17种,并在旁边批示:"以上十七种可先印,以后
可印二编或三编."现在不妨把他所圈的17种书目列出,以见齐燕铭同志当
时对王国维著作选择先后的看法:《观堂集林》24卷,《两周金石文韵读》
1卷,《史籀篇疏证》1卷,《殷礼征文》1卷,《简牍检署考》1卷,《宋
代金文著录表》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蒙鞑备录笺证》1卷,
《圣武亲征录校注》1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4卷,《观堂别集》4
卷,《观堂古金文考释》5卷,《释币》2卷,《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古
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古行记四种校录》1卷,《黑鞑事略笺证》1卷,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2卷.
在这之外,燕铭同志还另写一信,表示了他对重印的几点意见,意见写
得很具体,也很有启发,今引录于下:
"一,目前应择要标点印行,非切需者自可到图书馆借阅,无须立即重
印.因此选择宜严.二,将来标点本总宜'全',总不应使《王忠悫公遗书》
专美于前,而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倒无全集出版.三,由于以上两点,
所以我主张分辑出版,留待以后陆续出全.四,因此原编各种,可以少出,
迟出,但出版时,除别人所作的序,传等,均以不删为是.如别集中致北大
某教授书,足见王氏政治态度,尤不宜删,像这样文章实谈不上什么毒素.
《苕华词》近又翻阅一过,毒素似也不比苏辛词更多许多.总之,此种资料
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
写了这四点后,燕铭同志以幽默的口气又写了这样两句:"以上意见也
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燕铭同志的这几条意
见,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对王国维的著作,他首先坚持的一条,是应
该出版,不过从步骤上,可以先出选辑,后编全集.他特别强调,新中国对
于王国维这样一位学者,是应编其全集的,不能让过去的《王忠悫公遗书》
专美于前.在编印时,对王氏本人的论著不能删,对王氏思想应有客观的分
析,不应随便扣以"毒素"的帽子.
齐燕铭同志很重视古籍整理研究人才.1960年,吴则虞先生为哲学研究
所作《论衡集释》,为此他搜辑了清人惠栋,卢文弨直至近人黄晖,刘盼遂
等人的有关著述.他大约曾从黄晖的书中见其引及齐燕铭同志对《论衡》所
作的校记,因此特地请金灿然同志转给燕铭同志一封信,信中说:"尊校已
见黄书征引,渊洽精当,莫名赞叹.黄书征引谅非全璧,学随年积,创获必
多,渴求录副见示,俾收入《集释》内,以惠学人."此信是8月15日写的.
现在文书档案中有燕铭同志于8月17日给灿然同志的信,说:"张校《论衡》
四册和我的一本笔记(《论衡》札记)送去请收.我的一本笔记大约是1927
—1928年所记的,后来有的写在书上,有的写在别处,有的抄在这本子里,
有的找不到了,所以后来残缺不全.工夫下得少,颇多臆改之处,本想再用
《淮南》,《说苑》,《潜夫论》等书校一遍,当时因有别的事也未做.可
参用之处不多.如有同志要用,用后请仍还我,亦家有敝帚之义而已."信
很短,但情真意深,可以见出燕铭同志真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行家里手,以及
他对同道学者的支持与帮助.
从以下几件事例中,可以进一步看到燕铭同志对一些学者治学路数与学
术成果的充分理解和真心尊重.
1961年1月,金灿然同志曾就向陈寅恪先生约稿,出版其文集一事向齐
燕铭同志请示,信中说:"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
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在当时的情势下,
灿然同志的这一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燕铭同志在接到此信后即在上面写
了一段话:"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
亚国家的,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
均不必干涉."在那时,能作出这样的决断,确实表现出学术上的灼见和勇
气.
1959年,中华书局曾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草稿,征求意见.齐
燕铭同志看到后,第一句话就提出:"此书整理应征求陈垣同志的意见."
1960年,陈叔通先生转给齐燕铭同志一份张宗祥的著作目录,并送上张
所著《本草经新疏》,《论衡校勘记》两稿.燕铭同志马上转给中华书局,
并说:"此人著述真多,值得注意.应如何答覆,请研究告我."
叶恭绰先生曾编有一部《五代十国文》交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审阅
后认为书稿质量有问题,数次与叶先生交涉,好几年未能出版.叶先生为此
向齐燕铭同志写信,科学出版社就写了一个详细报告,谈及稿中存在的问题,
还说到此稿虽是叶恭绰署名,实际上是叶请好几个人代编的,体例不一.出
版社还找到其中一位主要的编纂者曹家琪,转述了曹家琪对此稿的看法:"(1)
收录不全;(2)校勘不精;(3)编纂方法不善;(4)根据定本不一."燕铭同志
是同意这一报告的,他还特地写了一句:"其中所说的曹家琪似是一能作编
书工作的人,可以注意."曹家琪一般的人恐怕不大知道,后来他有一篇《资
治通鉴纂修考》长文在《文史》开头几期上发表,写得很有分量.由此也可
见出燕铭同志的细心,能从这样一篇谈及具体书稿处理的报告中注意到可用
的人才.
另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1963年夏,张舜徽先生来北京治病,住在北方
饭店,他说"房金每日五元,以一教书之人,如何能负担此数".因此特地
写信给齐燕铭同志,"甚盼执事转告有关部门代找一招待所暂住,以解决食
宿问题",并寄上一份他已完成的著作目录.燕铭同志当时并不认识这位张
先生,但接到信后,马上替他安排了住处(教育部招待所),并给金灿然同
志写了一张条子,说:"看著述目录,是有学力的人.请你们联系一下,具
体了解."中华书局随即派编辑去找了张舜徽先生,我记得我也去见过张先
生,后来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即由此在中华书局出版的.
祝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成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过数千名图书馆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近20年的辛
勤劳动,编纂工作于1995年初全部完成,经部,史部,子部和丛部已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
文化积累.
古籍的保存,搜集,整理和出版,建国以来,虽然几经曲折,从整体上
说,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即使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们敬爱
的周恩来总理,仍然发出"尽快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指示.这一指示
极大地启示了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遵循周恩来总
理的这一指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在各级有关部门领导下,对我国珍贵古籍
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编录.现在完成的这部目录,著录了中
央国家图书馆,地方图书馆,文化馆,学术团体图书馆等所藏的善本书,共
约六万种,涉及的藏书单位将近八百个.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好书,
抢救了大批古籍,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古籍保存的条件,培养造就了为数众多
的精通古籍版本目录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为
我国古籍整理与图书编目事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要用邓小平同
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加强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激发
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就必须掌握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古籍.
我国的古籍数量繁多,有人形容为浩如烟海.世界上有几个文明古国,但历
史文献有如此丰富,保存有如此完整的,只有我们中国.因此可以说,中国
古籍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要使这一宝贵财富真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就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研究,而研究的第一步,就必须从整体上掌握
古籍流传与保存的情况.古籍编目的科学意义和社会作用也就在这里.
古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
从汉朝刘向的《七略》,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四库
全书总目》,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现这一时代的
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我们现在的这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主持编纂工作的顾廷龙先生,潘天祯先生,冀淑英先生,就是对传统文化有
深湛研究的著名专家,编委会和不少从事于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们,也多是
这一学术领域有成就的学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既能使
中国的珍贵古籍经过广泛调查与合理编排,供海内外学术界有效地利用,其
本身又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进行版本鉴定,如何在传统编目
基础上对古籍分类进行科学的归纳,都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现在,在古籍小组的直接主持下,参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
正在着手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收录的范围将
不限于善本,凡公元1912年(即民国元年)以前的各类书籍都尽可能加以编
录,并对所收的书籍撰写提要.《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将有助于全面了
解中国历史文献的确切情况,使得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有针对性,更便于制
订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的总体规划.《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规模虽然要比《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大,但应该说,它是继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事业再
向前进行的,参加《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编目的同志,有不少就是《中国古
籍善本书目》的编委,《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分类和著录,也都充分吸取
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长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同其他文化建设事业一样,
正在蓬勃发展.许多优秀的古籍,经过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获得出版,在我
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广泛良好的影响.实践证明,古籍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希望这一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关系
到我们子孙后代教育的文化事业能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大关注和帮助,
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
文化精品与学术窗口
——评《唐代文学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些年来出版的品位较高的出
版物,现在虽然还只出到六辑,却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极大关注.
建国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专门的断代文学研究书刊能连续编纂出版的,
这还是唯一的一种.它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于
1982年,在开始几年,曾以《唐代文学论丛》的名义,辑集有关唐代文学研
究的论文,包括一部分普及性的诗文鉴赏文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
1988年起,改名《唐代文学研究》,从内容上作了较大的调整,主要是加强
学术性,着重发表理论研究和资料考证性的文章,改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出版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对于出版社来说,是要承受经济压力
的,因为印数少,要赔钱.广西师大出版社能不计经济亏损,毅然承担这一
学术性书刊的出版,这不只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支持,更表现了出版社同
志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远见卓识.
最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
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于出版,《决
议》明确指出:"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
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觉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唐代文学研究》,
是符合《决议》这一基本要求的.
最近有两位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出显著成绩的中青年学者,分别著文谈
及80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陈尚君教授在
《问学纪程》一文中说,国内唐代文学近20年取得远迈前人的巨大成绩,而
这一成绩的取得又与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界所形成的学术群体专心治学与
精诚合作分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寅博士,在今年第
三期《书品》上发表《文献整理与唐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一文,文章一开头
就说:"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可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成就卓著的领
域."
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界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更可见出这已出的6辑《唐代文学研究》的分量.《唐
代文学研究》及时提供研究中的高质量之作,因此人们要想了解这些年来唐
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就绝不能避开这六辑共收300余万字的精心之作.
为《唐代文学研究》撰稿的,除了大陆和港,台地区的作者以外,还有
欧洲,美洲,亚洲等国的著名学者.他们来自德国,荷兰,美国,加拿大,
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因此可以说,随着唐代文
学日益走向世界,这六辑《唐代文学研究》已可充分反映海内外学人的最新
治学成果.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文化心态,来观察,探索唐代文学这一丰
厚宝藏,这就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和机缘.据悉,日本,韩国,美国及东南亚的唐代文学研究者,颇注目
于它,他们有的每期必购,有时不能及时买到,则辗转托人,期于必得.国
外及港,澳地区的一些图书馆,向唐代文学学会秘书处所在地西北大学文学
院函购或提出交换的,则更为频繁.《唐代文学研究》已成为我们近些年来
古典文学界向外开放的一个新窗口了.
今年9月新出的第六辑《唐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特色,颇值得一提.
这一辑将近70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论浙东山水与唐代诗人的.这是因为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于1994年11月在浙江新昌举行.新昌的自然
风光与人文景观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学人,而为年会所提供的论文中,就有不
少论及浙东唐诗之路,如《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唐代诗人与
剡中风光》,《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论唐代浙东的僧诗》,
《李白三至越中考索》,《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等等.光看这些题目,
就非常吸引人了.文献研究结合实地考察,把一个地区的文学,书画,民俗,
宗教,园林建筑,社会经济作综合的探索,这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开拓,
《唐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本.
最后,我还要补充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不只出版《唐代文学研究》,
还出版一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年鉴》是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
时提出编纂的,1983年以来每年编印一册,每册30万字左右.这十余年来
从未间断过,为唐代文学也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积累了有益的资料.《年鉴》
80年代是在西安出版的,后来由于经济原因,出版有了困难,在这紧要时刻,
广西师大出版社闻讯后又立即伸出友谊之手.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唐代文学
研究者,也作为出版界同行,深为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些年来为文化建设事业
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感到钦佩,并引以为荣.
从《张说年谱》所想到的
最近读了一本《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作者陈
祖言同志现在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本年谱原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我觉
得选择张说一生撰写成年谱,说明了我们研究者文学观念的某些变化.
我对张说曾是较早注意到了的.我觉得,唐代文学在由初唐转入盛唐的
发展过程中,他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在《唐代诗人丛考 王翰考》中,我曾
对此有所论述.
《张说年谱》的《前言》中说:"《旧唐书 张说传》称张说'喜延纳
后进'.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
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徐坚,孙逖,王翰,徐安贞,许景先,
袁晖,袁述兄弟二人,赵冬曦兄弟二人,齐瀚,王丘,徐浩,裴漼,尹知章,
吕向,王湾,常敬宗,崔沔,康子元,敬会真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
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
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
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
说,张说的'延纳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
的."
但就是这一当时享有大名,文学发展上起过一定承前启后作用的人物,
在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无论在唐
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张说仅仅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未提到.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我想是否有两点:第一,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
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象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史
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
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
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
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
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
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第二,我们在一个很
长的时期内,往往仅从文体上来判断作家成就的高下,而对于某些文体,又
缺乏历史的分析的态度.骈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个时期,往往把骈,
散两种文体的关系说成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把事情看得非常绝对
化,似乎写散文的就有时代性和现实性,而写骈文的无非是吟风弄月,流连
词藻,不值得一提,尤其是以骈文的体裁写碑传墓志,则似乎更是为王公贵
人歌功颂德的谀墓之作.因此,当时号称"大手笔"的张说,今天只能在批
判性的叙述中找到其位置.这种看法,陈义虽高,但却是脱离文学发展的实
际.不说汉魏六朝,即以唐朝来说,如果去掉骈文,那么唐文的成就就要重
新作出评价.特别是初盛唐,就文来说,简直可以说是骈文的天下,其中脍
炙人口的作品,我想,即使只接触过《古文观止》那样选本的读者,也会举
出好些篇来的.
研究的方法,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研究客体的认识,当然也反
映研究主体在认识进程中对事物内在规律探求的尺度.这些年来,古典文学
的研究,也同整个文艺学的研究一样,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和创新,这是十
分可喜的现象.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固然应该就方法论本身进行理论上的探
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出实际的成绩.
从以上就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研究背景来看,陈祖言同志选择
张说这一历史人物作成年谱,这一选题本身就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既体现
了作者的文学历史观,也体现了符合于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本身发展所需要的
新的方法论.
祖言同志是年轻的研究者,他还有着自己的发展.《张说年谱》目前也
还难于说是一部名著,书中有些地方表现了年轻匠者的斧凿痕迹,有些地方
在史料的运用上还可斟酌.但尽管如此,我觉得书中也确实表现了方法上的
开拓和创新.作者把重点放在张说后期政治上居高位时的文化设施,着重记
述了他对不少文士的奖掖,以及出于积极爱护之心的评论,这就抓住了张说
的根本,也抓住了初盛唐文学发展中的契机.而同时,作者又恪守年谱撰写
的传统要求,对张说生平的某些细节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张说的籍贯,
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称范阳,《旧唐书》等史传记载为洛阳,而据作者考查应
是河东;张说制举登第,《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登科记考》
说是垂拱四年,据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
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经作者判断是开元五年,等
等.这些,看来似乎是细微末节,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夫,凭"花架子"是
做不出来的;而且有些问题可由小见大,如籍贯问题,可以看出人们观念是
怎样受时代的局限而又如何随时代而变化,张说自称范阳,无非是想攀附高
门大族,受旧的门第观念影响,而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主张,却又是那样的
革旧变新.——历史的复杂性就是如此,严肃的著作不应回避这种复杂性,
而应当通过对这种复杂性的剖析,说明历史是怎样在迂回中前进.我觉得,
在这一点上,《张说年谱》也说明了,传统形式和新方法应当有恰当的结合,
我们在探索方法论上的革新时不应抛弃传统形式中值得肯定的一面,而且,
在传统形式的运用上有扎实的基础,将会更有助于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创新.
宋人绝句艺术谈
绝句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曾被人誉为"百代不易之体"(明
胡应麟《诗薮》).五言绝句20个字,七言绝句28个字,篇幅短小,但古
代诗人常常以之写景,咏怀,讽事,感时,尺幅小景而有千里之势.在诗歌
发展史上,绝句是有着古诗,律诗所不能代替的优点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绝句似乎更能代表我国诗歌的民族形式.它较易于普及,易于为群众接受,
而对于作家来说,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和领悟,用绝句的形式表达,也似
乎更为凝炼和隽永,更易引起人们的深切思索和长久回味.研究中国古典诗
歌遗产,绝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门,而对于向今天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诗
歌,绝句则是更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
清朝的一位评论家曾说:"七言绝句起自古乐府,盛唐遂踞其巅."(田
雯《古欢堂集 杂著》)古代不少诗论著作,差不多都认为绝句在唐代已是
顶峰,后人不可企及.诚然,绝句在唐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成就,唐代诗人如
李白,王维,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李益,韩翃,白居易,刘禹锡,
杜牧等等,都写出过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自己
的价值,正如在大自然中,既有浩瀚奔腾的长江大河,也有清雅秀洁的细流
曲涧,既有挺拔的高峰,也有深邃的幽谷,都各有自己的美而不相掩.这是
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规律.我们现在编选宋人绝句,也可以向读者提供古代绝
句佳作的另一种美的选择,美的品尝.
宋人绝句,也是名家辈出,有不少高手,他们在唐人的阔大宏放,高华
典丽之外,另辟蹊径.清末著名的诗评家陈衍说:"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
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石遗室诗话》)石
遗老人这里只举出陆游,杨万里,刘克庄三人,是太少了,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还存有唐宋之见.如果抛开这一传统的说法,应当说,宋代优秀的绝句
作家是远不止这几个的,宋代的绝句佳品在数量上或者还可以与唐人相匹
敌.宋人绝句的创作特色,是构成宋诗特有的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人绝句自有其新意,这种新意不妨概括为两点,一是诗的日常生活化,
二是诗的哲理化.而这两点,又与宋代士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学观念相联系.
宋人绝句中,写社会重大题材的不多,这可能是它们的缺点,但宋代诗
人却也把诗的题材向另一面扩大,把日常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情景,用平易
浅近的语言形式,表现得很细腻,很有诗意,有美感,因而触发读者的再创
造,发现生活中固有的美,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即使生活中的一个
小小角落,诗人们也表现得富有情趣,在诗歌的意象中有所开拓创新,因而
使得极为平凡的场景也闪耀出不平常的光彩,使人产生新的审美感受,感到
人世间和自然界本有的诗意和美感.试读下列一些诗句:"何处山村人起早,
橹声摇月过桥西";"分得鱼虾归野寺,满江鸥鹭夕阳闲";"莫言春色无
人赏,野菜花开蝶也来";"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蒙蒙细雨中";"竹深
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不都是可以开启感情的窗扉,领略自
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美景吗
诗的哲理化在宋人绝句中更为普遍,更为明显.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宋代
禅学盛行,禅理入诗,而是因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地主
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地主经济的发展使得地主阶级文人
文化知识得到普遍的提高,他们中不少人有着较高的古典文化修养,并从而
能在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探讨中具有哲理的深度.另外,通过科举制度的改
革,使得大批中小地主文人走上仕途,在封建政体组成中增加新的成份,但
因此也引起比前朝复杂得多的政治纷争.宦海的波澜和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引
起士人们对本身命运的思索,包括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这一切的总和,
就是宋代哲理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宋人绝句中的哲理诗有的写得很粗
率,很平淡,缺乏诗味,但其中好的哲理诗,即诗的哲理化,却是诗人们对
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深刻观察,是对日常琐屑和无聊庸俗的解脱,使人的
感情得到一种洗涤,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因而产生一种领悟的喜悦,好像
超越自我而达到新的境界.像下面一些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
雨骑驴入剑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是蕴含着丰富
的人生经验,给人以启迪智慧的理趣吗 至于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
易却艰深";"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诗怀自叹多尘土,
不似秋来木叶疏";更可看作为创作心理的别开生面的探索,有益于对古代
美学思想的研讨.
"壶中天地"的悲哀
——文化史研究小议
最近读到一篇好文章,题目是《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刊载
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上.作者王毅,是《文学遗产》的一
位年轻编辑,不但对古典文学有研究,而且对园林建筑有浓厚的兴趣和广博
的知识,他有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一书即将出版.
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是"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变",显然,作者
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论述那一历史时期士大夫的艺术心态和审美情趣的.作
者从大处着眼,把中国古代文化划成两大块,称为"渐盛"和"日衰",认
为中唐两宋正是其转折处.文章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唐至两宋阶段,中
国封建社会已明显趋向于衰落,而"士大夫们却偏偏能够使自己生活的几乎
一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精美",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和生活越来越
离开前一时期恢宏的汉唐风貌,而转入"壶中天地",并悠然自得.
论点的新颖是使人感兴趣的,但使人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叙述的方式和所
引申的想法.前些年文化史的研究曾经热了一阵子,这之中固然也有一些好
文章,但以笔者的陋见,很大部分不是稗贩西方五花八门之说而令人眼眩,
就是看似宏阔却大而无当,文字的生涩又是其共同的特色.比较起来,这篇
文章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让人觉得亲近多了.
作者抓了一个大题目,却从士大夫日常的生活着手,写他们的诗酒茶食,
书画纸砚,文玩谈资,起居游赏,写出他们在这些寻常生活中的心态变化.
譬如说,对园林,建筑,汉唐是追求阔大的,中唐以后转向于精微巧妙,李
白是"五岳寻仙不辞远",晚唐的郑谷却是"峨眉咫尺无人去,却向僧窗看
假山".宋人宅园虽小,却尽有层叠巧石,清浅幽径之美.书画的变化更明
显,吴道子等人写实的作风让位于宋人的"尚意",绘画中充溢着士大夫飘
逸的情趣,崇尚的是"襟胸洒落,如晴云秋月"的意境.而中唐以后士人对
文玩的嗜爱之深也远远超越以前任何时代,他们博雅好古,玩钟鼎彝器,真
行草隶,——有名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叙》真把那时士大夫的文玩爱好与生
活追求写神了.中唐至两宋又讲求品茗,从陆羽的《茶经》到宋人各色各样
的品茶诗文,把茶的形,色,味,用水,茶具等等记述得如此精细,使人叹
为观止.他们饮茶,不止是一种物质享受,而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与写字,
作画,着棋,弹琴一起表现其高情远韵的特殊方式.至于谈禅之玄适,酒食
之精巧,服饰之清雅,风月玩赏之脱俗,在此表现了高度完善的封建文化所
熏陶出的一种特异的胸次与气质.
文学创作上也何尝不是如此.宋代的诗话,笔记是为人所艳称的,但曹
丕《典论 论文》中所大声疾呼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已越来越远了,代之而起的是资闲谈,备笑乐的随意漫谈.诗中的集古诗增
多,与书法家的集古字一起,蔚为一代的艺术风气.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其实宋人何
尝不是如此.宋人的诗词,其正宗是精研和雅,恬逸洒脱.南宋诗人尤袤题
其诗集名为"遂初",即是求归隐;宋代文人虽居廊庙之上,骨子里终有隐
士气.
这种种,说明了什么呢 在那种追求精美雅致的背后,有着一种什么样
的带根本性的缺陷呢 作者的结论是那样的清醒,也使人感到一种冷峻:士
大夫们那种创造高度完善,精美绝伦的文化体系的努力,"使这个肩负着整
个社会命运的阶层越来越彻底和自觉地丧失了把目光投向壶天之外的可
能".原来,精美的代价就是视野的缩小,时代使命与人生价值的失落.壶
中天地的悲哀也正在此.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世".这话大抵是不错的.但那时士大夫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作过冷
静的剖析.这使我想起前些年对清代考据学的赞美歌颂.颇有一些宏文无条
件地赞誉清代汉学的高度成就,甚至认为是"理性"的表现,而竟忘记了在
清政府高压政策下,清代的学术是如何由顾亭林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转向于皓首穷经,导致几代知识分子关起门来
钻古书.
文化史的研究应当具备一把解剖刀,把内在的真相显露出来,而不要被
表面的光泽所迷惑.这是我读了王毅这篇文章后所得到的一点启发.
高明的卒年
《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的卒年向无定说.钱南扬同志在《琵琶记
作者高明传》①中,从苏伯衡生年推测高明生于大德五年(公元1301),说
其卒当在70以上.戴不凡同志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②,据王昶《明
词综》卷一高明小传:"洪武初召修元史,以老病辞归",谓其殁当在明太
祖洪武元年(1368)以后.这些都是揣测之辞.
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③,
文云: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
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所谓"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
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此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
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
于事功者.或者乃以韩平原《南园记》为放翁病,岂知《南园记》唯勉以忠
献事业,初无谀辞,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
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
志于龙方.
同书同卷还有余尧臣的《题晨起诗卷》文章,现在一并抄录于下:
放翁手书《晨起》诗一首,感时自惜,忠义蔼然.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
端,以为爱君忧时如杜少陵,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岂以《南园》一记
为放翁病,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斯言
也,非特尽夫放翁心事,而高公之抱负从可见矣.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
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言行相顾而不背者,予于高公见之.
永嘉余尧臣敬书.
高明这篇文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据余尧臣说,过了
六年,他就在四明(宁波)死去,则这年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洪武元
年是公元1368年.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高明的卒年就要大大提前,与过
去的一些记载大不相同.
余尧臣是怎样一个人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一段记载:"余左
司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
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
结第,署曰菜过.已而入吴,居北郭.……吴亡之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
谪濠.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王行传》称"高
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
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后面又说余氏曾入张士诚幕府,明太祖立,
"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从关于余尧臣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余尧臣大致与高明
同时,又同是永嘉人,他后来客居会稽,虽一度参加张士诚军队,但活动地
① 文载剧本月刊社编的《琵琶记讨论专刊》.
②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③ 按高明的诗,文,词今存约五十余篇.他的文,据《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和冒广生的附记,仅六篇,即
《大成乐赋》,《余姚筑城记》,《乌宝传》,《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
这篇《题晨起诗卷》是他处未见的.
域仍不出江,浙一带.高明的行踪大致也不出这个范围.第二,余尧臣的交
游,大多是元明之际的知名文人.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世居吴
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
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
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
①可见一斑.
从现存的高明《柔克斋诗辑》中,我们还可发现:除了《丁酉二月二日
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一诗以外(丁酉是至正十七年,公元
1357),其他的诗都没有明显标出作诗年月,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这些诗没有一首有入明所作的痕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史料:说朱元璋建国后,闻高明之名,使使征之,而
高明却托词不出,这出于《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等
书的记载.但这些书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人所著,就史料的可靠性来说,是不
及《吴越所见书画录》所收高明和余尧臣两篇的.
我们再从高明交游的线索中寻检一下:赵汸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其中说"既开幕府,及以论事不同,避不治文书",这是1352年方国珍接受
元朝封号以后,高明离开杭州时,赵汸送他的话.此外,刘基有几首诗赠他,
这几首诗都写于明朝建立以前.这个情况也可为上说作一旁证.
根据以上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确定,高明是在明朝建立前九年
的至正十九年(1359)逝世的,他的生年现在仍不可考.这样,过去不少有
关他晚年生活的记载,有关他入明以后活动的记载,就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真
实价值.
① 《凫藻集》卷二,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九年周忱刊本.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怪,读者可能发问,卢文弨与《四库全书》有什么
关系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确实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出在:前一阵子文史学
界似乎有一股《四库》热,炒清朝所修的《四库全书》做文章.有某一位大
学问家,讥斥别人不读书,不查书,说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
学者几千人,随后举了几个人名,其中有卢文弨.这位学问家的说法,引起
了一些人的议论,《中华读书报》今年6月21日陈四益先生《读书真不易》
一文曾有所驳正.不过我想,卢文弨也是清朝一位大学问家,名气不小,请
他参加修《四库全书》,总不至于信口而谈吧.这些年来自己看书作文,养
成了一种不好的考据癖,不免查些书,随即写下了这篇读书心得.
我先查了《四库全书总目》前面所刊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列的所谓"办
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这是《四库全书》修成以后历次参与其事
的总名单,一共330人,这里有只领空衔的皇子,有管理行政的大臣,真正
修书的学者不过一半左右,所谓几千人,不知语从何来 而在这一长串的名
单中,独独没有卢文弨.这难道是当时搞名单的人把他漏掉了 那末为什么
竟没有人提出加以纠正呢
我于是书性大发,把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二十四卷,冒着酷暑,翻
阅了一遍.又连类而及,查核了与卢同时的几个学者的集子,如翁方纲的《复
初斋文集》,段玉裁的《经韵楼集》,臧庸的《拜经堂文集》,吴骞的《愚
谷一存》,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终可以下一断语,即:卢文弨
虽生活在乾隆盛世,并且与《四库》馆中学人如戴震,王念孙,翁方纲,谢
墉等都有交往,但他自己却确确实实没有进入过《四库全书》馆,始终未参
与其事.
翁方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和文论家,段玉裁是有名的小学家,臧,吴二
人自称是卢的学生,他们于经学史学都极有根柢.翁,段写有卢的墓志,臧
写有卢的行状,吴则为《抱经堂集》作序.概括诸人所述,卢的生平大致是: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乾隆十七
年,以一甲第三人成进士.按当时制度,一甲前三名即可授翰林院编修.二
十九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会试
同考官,提督湖南学政.过了两年,不知怎的,他忽然对学政发表一些意见,
不合朝中某些人的心意,竟被"降调还都".于是第二年,他就索性辞官回
杭州.吴骞说得很明确:"俄因言事,议左迁.旋请养归,遂不复出,林居
余二十年."
卢文弨是乾隆三十四年辞官归里的,"林居余二十年",则至少已是乾
隆五十四年.而《四库全书》开始修纂,是在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大致完
成.这就是说,在这十年中,卢文弨都不在北京.
那末卢文弨这些年在做些什么呢 传记资料表明,他这些年历主钟山,
崇文,紫阳,晋阳等书院,一边讲课,一边校书,完全是自己做学问.这从
他的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为避免繁琐,我不一一举其文章的卷第,篇名,
大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在金陵(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三年到
四十五年,在杭州崇文,紫阳书院,四十六,四十七年,在太原晋阳书院.
这些,都可从其所作序跋题记中找到根据.
卢文弨一般不讲大理论,不像有些学问家动辄以宏观阔论惊世骇俗.他
一生埋头校勘群籍.他自己说:"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复自力
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
得见完书."这样的工作,恐怕要被一些人瞧不起的,认为坐图书馆,藏书
楼,搞搞目录版本,算得上什么学问,只不过什么什么们而已.但历史是最
好的见证人,卢文弨一生校定的古籍,镂版行世的如《经典释文》,《逸周
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流传不衰的佳书,他的《群
书拾补》,其精审的校勘更是某些浮言空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之是非,只能靠实实在在的工夫才
能辨析,绝非一时意气之盛所能取胜.写至此,忽然想到《南齐书 王僧虔
传》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几句话,姑引于此,借以作结:"汝开《老子》
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
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
事!"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1995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周年暨复建10周年,《清华大学学报》
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一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于1951
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二年夏即因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在清华虽然只
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却至今不能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
辈子的治学道路即是从清华这一年起步的.
清华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系虽然在1952年撤销了,但清华特有
的学术风格并未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这些系的学者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上从事于教学和研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扬.我在一
年级听过李广田,王瑶,陈梦家,孙毓棠等先生的课,又因当时所谓思想改
造运动,有幸旁听过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等先生的检讨,在北
大及毕业以后,又得到钱钟书,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等先生的教谕.各
位先生,包括在此之前的闻一多,朱自清,及再早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
恪等前辈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学术路数各有特色,但我感到其
中总有一种共同的,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
西.
这种共性是什么 我想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宏观微观相结合,似
乎过于笼统.疑古,释古,也似乎只就研究范围的某一方面而言(如特别是
对过去历史的态度).我建议,是否可就清华人文学系,从20年代起在学术
上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有计划地逐一对他们进行具体的研究.我想,这样的
学者至少总得有二三十位.如果我们对这二三十位学者治学道路和著作成果
一一加以剖析和总结,并联系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思想环境,我们就
会对清华的总的学术风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曾对陈寅恪和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思想作过一点探索,写过几篇文章,
也细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古代文史研究的论著,再结合大学
时听课所得,清华的学风使我受到教益的,可以说有这样三点:一是视野开
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究的课题,
整个研究思路总蕴含有一种清晰的文化意识.二是能着眼于当前的现实,具
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而又能沟通古今,并不牵强于什么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
三是对中华的历史和文化有强烈深沉的爱(如闻一多在一首诗中深情地吟
咏: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但在清理传统时总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
理性精神是清华学风中最可珍贵的.
热中求冷
《中国文化报》的编辑陆璐,写信给我,说她负责的"文化生活"版近
期内新开辟"人生旋律"栏目,要我写一篇短文.一见"人生旋律"四字,
不知怎地,就忽然联想起目下所谓"潇洒走一回"的时髦语.我从1958年开
始就一直做编辑,每天无非是伏案看书,执笔改稿,而且做的又是古籍编辑,
面对的无非是圈圈点点,早已被人讥嘲为"短饤之学".这样的生活,实在
无"旋律"可言,因此苦于无从下笔,不敢交稿.
但年岁毕竟大了,可能是人生通病,年纪越大,越爱回头看,觉得有些
事,细嚼起来倒还有味道.这样,慢慢地也领悟出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道理.
我于195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做助教.开头几年似乎过
得还不错.正好碰上所谓"向科学进军",又所谓"风华正茂",年轻人在
一起,颇有点"指点江山"的劲头,头脑发热.忽然,1958年初通知我,说
因1957年夏中文系几个人想搞同仁刊物,我也在内,就补划我为右派.随即
从北大贬出,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那时自我感觉似乎忽然
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整个布局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我所
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
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
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被从大学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
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慈铭的日
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
李慈铭也可算是我的乡先辈,小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
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
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
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
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
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
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
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
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
身份.
那时商务总编是陈翰伯.他也是文人,对像我这样的人似乎不放在心上,
有点听之任之的味道.在商务只几个月,后来改入中华书局.商务那段短暂
而悠闲的生活,算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这种"热
中求冷",或许也可算是"人生旋律"吧.
1958年7月到中华书局,马上转入纷繁紧迫的编书生涯.刚到中华,在
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
要推倒重来,说是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毒
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300首来加以消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揭露其
黑暗面,重点收录所谓民间谣谚,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再加上白居易,杜
荀鹤等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只选诗,还要在注中表现批判的观点.我从
北大出来,总算学过一些新理论,就把我作为主要劳力,晚上加班,星期天
上班,赶在当年国庆节前出书.那时编辑室一位副主任,自称"三八式"干
部,解放前曾在邓拓同志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就请邓拓当顾问,请
他阅稿,又请他写"前言".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书一出来,
马上向上级献礼,真是热昏了头.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把《新编唐诗三百首》
也端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
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描绘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正好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寂静时,读到《人民日报》的
这一揭批文章,真是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
的,只不过选后给邓拓看看,怎么忽然变成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
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他是明
白前后过程的,但却要曲意为此.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
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家农舍昏微的灯光下,面对这篇檄文,真感
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人生旋律中热,冷两方面,确可以来回转换,关键是自己如何把握.限
于篇幅,不得不打住了.临了,还想说一点,1969年至1973年我随文化部
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热转冷,劳动
战地变成休闲场所,晚饭后我有时找萧乾,楼适夷诸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
内,点起煤油灯看书.咸宁地处楚泽,广漠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
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
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埋首于眼前
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
书香飘入百姓家
1996年3月,浙江宁波市由《宁波日报》,新江厦商城,市图书馆,天
一阁共同发起,举办宁波市首届十佳藏书家庭评选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
张工作,这一评选活动终于在5月下旬圆满告成.由于我是宁波人,又在出
版社工作,长期与书打交道,因此《宁波日报》特地邀请我参加5月31日在
宁波举行的十佳藏书家庭颁奖仪式,以及同时举行的"家庭藏书与文化建设"
座谈会.我这次在宁波虽短短几天,却受到很大的启发.
据介绍,评选活动开始时,四家发起单位根据全市居民家庭藏书情况,
规定藏书量在1000册以上者可以报名,结果全市范围内有182人报名.其中
既有机关干部和大中小学教师,也有工人,农民,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涉
及各个行业各种职业.评选工作人员逐户登门走访,详细记录,最后评选委
员会根据藏书数量,藏书条件,藏书特色,藏书历史,逐项评估打分,评出
十佳藏书家庭.
之所以说是藏书家庭,而不说是藏书家,据说根据现代中国的生活条件,
如果得不到家庭的理解与支持,要有一定的藏书是很难想象的.家人的理解
与支持,实是家庭藏书的基础.如这次被评为十佳之一的童可权,为宁海中
学一位教师.他藏书6000多册,可以说蔚为大观,但这全靠他的妻子鼎力相
助.他的妻子善于裁缝手艺,80年代中期她只身西赴兰州,北上哈尔滨,又
南下广州,设摊裁剪衣服,用十指辛苦挣来的钱供这位教书先生来大笔购书,
毫无怨言.
另有一位入选"十佳"的,是一位照相馆经理,名杨曙光.他藏有7000
余册书,还一年订阅30几种杂志.他家一间14平方米的大间和一间7平方
米的小间全堆满了书,夫妇俩只好挤在另一小房间住.幸好他的妻子张可可
也是书迷,因此住房虽挤,却也自得其乐.今年3月中旬,张可可还在《宁
波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读〈红楼〉考据》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周汝昌的
《红楼艺术》,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以及清人甫塘逸士的《续阅微草堂
笔记》等,真不容易.杨曙光自己也说,他是搞摄影的,他所藏文史哲类的
书似乎与其专业关系不大,但他认为,如果不能体验唐诗宋词的意境,不能
进入莎士比亚,黑格尔的世界,是不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的,这样对摄影艺
术也就不可能有所提高或升华.作为一个普通摄影师,有这样一个文化家庭,
有这样一种文化意识,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现代化道路迈进
上一个极为可喜的标志.
藏书首先是购书,而购书则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目下不难看到某
些"大款",为了装点门面,买几套豪华精装本,在装修一新的客厅中摆几
只大书柜,以附庸风雅.这次宁波市评出的"十佳",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的
工薪阶层,收入是不高的.他们为了买书,多年以来总是节衣缩食."十佳"
之一的李建成,是宁波市钢锯厂的工人,他爱好中国书法艺术,总想把这方
面的书买齐了.他说:"有时为了配齐一套好书,我消耗了很多心血."平
平